在河南省信阳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提起张殿识无人不晓。现已86岁高龄的他，有着跨越半个世纪的“水文情结”。1951年参加工作的他，曾以站为家，坚守基层水文站30年，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水文事业。
初涉水文，当上治淮尖兵
1950年七八月间，淮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安徽两省共有1300 多万人受灾，4000 余万亩土地被淹，淮河流域全面告急,河南、皖北许多地方江河漫溢,淮北地区的灾情为百年所罕见。
那年的张殿识才16岁，治理淮河水灾任务急缺工程技术人员，饱含满腔热血的张殿识有幸成为这一批国家着重培养的水文专业技术人员，到南京淮河水利专科学校学水文，从此与水文结下不解之缘。
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于1950年11月底开工,数十万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奋战在治淮工程工地上。1951年5月，淮河汛期已到，治淮的战鼓已经打响，中央治淮视察团把印有毛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四面锦旗，分送到了治淮委员会和三个治淮指挥部，治淮大军士气高涨。张殿识从南京快马加鞭赶回来参加治淮工作，初涉水文的他并没有因为困难的工作条件而后缩，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刻苦钻研，迅速掌握全部工作技能。测量时，他是测工，测次垂线布设、打深、取沙、下仪器、记载。行船时，他能撑篙、拉纤、打躺锚，还能掌舵独自一人划船到河里取单沙。为了工作需要,他还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回忆往事,他说：“那时测验哪像现在便捷，数千米的河宽，硬是一点点把船拉到上游，上上下下要拉它十几次，测一次得花上五六个小时，稍大的水往往需要一天。”
张殿识治淮第一站在河南周口水文站，没有交通工具，全都靠徒步。站上7个人租了5间当地群众的民房，3间办公2间住宿，测验用的大木船也是租用渡口上的，生活条件艰苦,测验手段落后。在周口驻扎了十多天，刚熟悉当地的水情，他又被安排到柘城县颛桥水位站测水准，紧接着又去了太康、扶沟水文站测量，途经西华黄泛区，路石沙土松散，割麦期路上无人，天热又找不到水，突然头晕眼花一头栽进路沟里，醒来已是天黑。回过神在一个小集镇歇了一晚，距离周口还有10公里左右，暴风雨又来了，电闪雷鸣，飞沙走石呼啸而至，好容易熬过这场风暴，他又独自一人走过荒凉的黄泛区才回到周口水文站。
三个月后又来调令，张殿识被调到信阳平昌关水文实验站工作。同事是一批可敬的南方人，背井离乡不远千里默默奋斗在淮河前线。站长老陈去淮河上游桐柏县境内设6个雨量站，途中还遇到野狼、野猪，一个月的时间内脸被晒得黢黑，人也瘦了很多，这期间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只字未提。淮河上游的近百个雨量站都是同期设立的，每位设站人员的经历大体相同，张殿识看在眼里，刻在心里，初涉水文，立志成为治淮战线上的一名尖兵，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守卫淮河一辈子。
频繁调动，哪里需要哪里搬
不到半年，一纸调令，张殿识又回到周口水文站，到了汛期又被抽调到颍河三等站驻测，紧接着又辗转开封、陕西、江苏等地工作，任务完成后又去信阳长台关三等站测流测报。他把整个身心都扑到了工作上，汛期时他在水文站驻测，汛期过后他也不闲着，进修水文专业课之余，他还想方设法改善落后的站容站貌。
1966年初，淮滨县城河段河堤要退建，水文站建在毛庄，行洪宽度不够，防汛任务太大，且毛庄距县城太远，一天来回几次，职工苦不堪言，于是张殿识决心把站址迁到城关附近，以便大家生活、出行。迁站要建房，总站只批了3600元要求建六间房，这600元一间房当时咋算都不行。张殿识找到了退建指挥部，要求在邻大堤加宽筑庄台，1个月时间庄台筑成了，找工程队算来算去还是经费不足，所有的东西只能自己动手迁到新址。为了省料，东西北面墙体都用砖，南面一米以上及屋内山墙一律用土坯，为防止新筑土坝不均匀下沉，张殿识建议在外墙基础打一圈腰箍。退建时附近扒掉一座桥，大家一起去捡石子和钢筋，站上6个人，齐心协力，不观测不报汛的时候就来劳动，一个多月时间房子还真盖起来。外墙白灰一泥，这6间房竖在大堤边，水文站也有了家的模样。1968年淮河发生特大洪水，淮滨最大流量16600立方米每秒，最高水位33.29米，淮滨城内所有房屋被淹，水位没至房檐，只有水文站屋内没进水。
1966年是个旱年，最大才400多流量，趁水位低，张殿识又带领大家在河岸挖了个自记井，在堤边又建了一个高水位自记井，堤边这座一直留用至今。
在张殿识进入水文行业的前十几年，几乎半年就要调动一次，每次都是工作急需，接令就走，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从没超过两年。“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他，保持着“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朴素情怀。他不仅没有怨言，还说要把淮河上中下游1000多公里的河道都走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把永恒的淮河摸透、摸清，这才是治淮尖兵真正的幸运。他深知，水文站需要设站干部，百姓民生需要有人守卫，国家才刚建立，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和战士，所以“只要能干下去，我就会继续干”。
艰苦奋斗，扎根基层搞革新
测流量是水文站最费力的工作，建国初期，测具落后，吊流速仪铅鱼的是直径3毫米的钢丝绳，铅鱼往往都在15公斤以上，钢丝绳还没在手臂上绕一圈，不慎就会滑到水里。后来改进为一个小绞车提放测速仪，但水涨起来流速大，把铅鱼摇起来也能累得人臂膀酸痛。淮河上游干支流水位暴涨暴落，河道冲刷严重，水槽漂浮物撞击，水尺常被冲走冲歪，不论白天夜里，随时都要准备打新的水尺，这是上游站汛期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何能快速又不费力地测到水位、流量，一直是张殿识想要解决的难题。
后来几年汛期张殿识在长台关站测流，这是淮河干流上游的主要报汛站，作为3000平方公里集水面积的区域代表站，供出山店大型水库设计用。河宽500多米，洪水暴涨暴落，洪水时，流速大，要在横断面线上定船位，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测完一条垂线的流速，往下一条垂线横渡时，刚提起锚，船一斜就下冲几十米，要在断面上不止十多条垂线才能算出流量，测一次流量就需要一两个小时，几个人都精疲力尽，水要是涨快了，个把小时就得测一次，一次要测三四个点，而且洪峰水位必须测到流量。水情无法重复出现，错过时机，就无法再重来，所以说测流量必须争分夺秒。每到这时，测站员工齐心协力，保证要测到测全，这种重复性的艰难操作是其他行业难以体会的。
他想起1956年在怀远水校学习时，有架设过河索道的一课，于是向总站提议在长台关架设过河索道，让总站派个设备技术员到站看看，站长摇摇头，说500米河宽的索道目前全国没有，规范上目前只在200米以内宽的河道架过过河索道。当时架索的支柱都是木质的，河宽了没有这么多的木支柱，所以当年没能架成。了解到全国设备比较先进的湖南水文站上的机船操作是机械化，提放锚链、上下放置流速仪都是机器操作，机船制造厂帮忙生产了一条适合淮滨站测流起锚的机械设备。于是张殿识专门到湖南去学习安装方法，回来安装后发现由于新机器不是专门的船用机器，倒顺不同速，传动轴安装空间不大，运行不符合要求，加上船体木料年久腐烂，还得再造新船来安装这台新机器。造船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这成为了张殿识的一个心结。
1972年息县站建成钢支架600米跨度的电动缆道，并研制成功电动对空连续取沙采样机器，这大大地启发了张殿识，他又专门去有此设备的地方到处参观学习，吸取了设计时的各种经验教训，回站后带领站上同事抓紧设计行车架及滑轮尺寸，这样就可以根据各站情况各自设计索道及支柱。当时水文站被下放归县管，省地技术人员也下不来，只有测站自己干。经费不多，只能找来几个水利局家属小工，和全站同志一起施工。同志们加班加点，仅仅三天就把五根支柱竖了起来，从此测流量再也不用下河测船了。1978年张殿识代表淮滨站作为先进单位接受县里表彰，8月又参加全国水文学大庆学大寨大会，会上技术革新成果展览列表中，淮滨站的缆道总跨度全国第一。
情洒水文，咱家都是水文人
勤劳肯干、踏实上进的张殿识总是会被青睐，曾有人介绍老师、有人介绍干部给他，他都拒绝了：“我的工作调动得太频繁了，有工作的姑娘没法跟我一起跑来跑去，两地分居的话不是害了人家吗!”介绍人嘴上说他傻，实际却暗自称赞。
1956年张殿识被调到罗山南李店水文站，竹竿河上游一片有狼出没，蛇也多，想到要一直在这个地方工作下去，他赶紧把床上的蚊帐支起来，仿佛那是一个保护伞。
在这环境恶劣的穷乡僻壤，张殿识遇见了他的妻子，一生陪伴他，支持他，和他一起为水文事业添砖加瓦的农村姑娘。原以为能就此安定下来，谁曾想新婚第3天，作为当时县水利局唯一的一个12级技术员，张殿识又被县水利局抽调走，整天忙得连轴转，很难有时间回家看看。新婚妻子不仅毫无怨言，还让他安心工作，为祖国效力。
那个年代水文人员短缺，张殿识闲时便教妻子如何监测水位，这样有时候张殿识忙不过来，妻子也能帮忙顶上。水文站没有做饭的师傅，热心的妻子就到站里给大家伙做饭，这一做就是许多年，他们家，是一个人在水文站拿工资，一家人都在水文站干活。
提起家庭，张殿识感慨：“我是真的热爱水文行业，虽然我不能给家庭带来太多收入，也无法总是照顾家人。但是值得骄傲的是，我的孩子们也是水文人。”基层水文多苦啊，地方偏僻闭塞，还要与危险和寂寞相伴，只有真正热爱水文的人，才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守在水边。许是张殿识对水文的热爱早就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孩子们，他们也毅然选择了水文一线工作，每日测水位、测流量、报汛、整资料，再苦再累，他们也甘之如饴。
张殿识的妻子和他一样，脸上总是挂着朴素的笑容。他说，既然选择了自己热爱的水文工作，无论多难我都会坚持干下去;她说，既然选择了他，就是一辈子。
从不知道什么是水文，到成为治淮尖兵，张殿识为水文奉献了一辈子。他工作过的淮河边一个个水文站，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国家治淮的缩影，也折射出新时代河南水文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
